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教育发展状况研究

陕西省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省份，是抗日战争中重要的支点，陕西教育也是整体中国教育的重要一环。虽然面对种种困难，陕西省政府应急处变，深刻意识到教育为百年大计，从而制定相关方针政策，采取必要措施，促进了陕西教育事业的进步，为陕西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必备的人才，进而推动陕西社会的历史变迁。 一、抗战爆发前后国统区教育发展背景 (一)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教育发展背景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争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样也影响了国统区教育的发展。民国政府及时应对危机和变局，确立了战时的教育方针政策。 为应对危局，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7年8月11日核发《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的指令，制定了一系列战时教育实施计划和工作要求。其中明确要求，所有学校“务必镇静，以就地维持课务为原则”，在“比较安全区域内之学校，尽可能范围内，设法扩充容量，收容战区学生”，课程设置方面要“应力求切合国防需要”，并提出如无特殊情况，“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经费在战时仍应照常发给”[1]1-2。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即颁布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其中提到：“教育为立国之本，整个国力之构成，有赖于教育，在平时然，在战时亦然。”[1]131939年，蒋介石再次强调“教育为一切事业之基本，亦可谓教育时经济与武力相联系之总枢纽……目前教育上一般辩论最热烈之问题，即战时教育与平常教育之问题，余常谓‘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余又常谓‘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现在时代无论个人或社会若不是实行战时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灭亡’，我人如明此义，遂不必有所谓常时教育与战时教育之争论矣。”[2] 由此看出，民国政府在抗战爆发之初，始终在传递这样一种信号，即不能因为战争而忽视对教育的重视。 (二)抗战全面爆发前陕西省教育发展情况 民国之后，陕西省教育时有兴衰，加上自然灾害、战乱、匪患以及政局的变动，整体发展较为缓慢。特别是1929年陕西大旱，据记载，“民国十八年，水、旱、蝗、雹相继成灾，祸延两载，又逢冯玉祥和宋哲元在陕兴师，供给浩繁，乡民无一线生机，乡学若存若亡。”[3]61 20世纪30年代初，杨虎城在担任陕西省主席期间曾有言：“要知道人类生存竞争，唯一的工具就是知识。没有知识，绝对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他同时认为，若想取得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必须依托青年人才的培养。于是，其于1934年在自己的家乡陕西蒲城创办了尧山中学，并亲手在办公室门前挂起“教育救国”的大匾。之后，他也曾经设想要在蒲城西乡兴办一所乡村师范院校和一所农业学校，然而，1934年杨虎城被撤职，之后又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杨虎城对在陕西农村教育发展的诸多设想，最终多未能实现。 1935年5月11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陕西省教育之概况》的文章，其中细致记录了战前陕西省农村教育发展状况：“陕西地处西陲，教育不甚发达，重以荒歉之余，农村经济破产，灾情较重之各县教育，过去规模大多荡然无存，今幸年荒已转，交通渐见发达，虽教育经费仅足以维持现状，但当局对目前需要之轻而易举者，盖亦无不计划实施之。”截止到1935年，小学教育“各地均不发达，失学儿童，为数至多”。中等教育学校共计22所，其中省立中学9所，各县联立中学2所，县立中学5所，私立中学6所；由政府兴办的职业教育学校共计10所，其中省立职业学校2所，各县联立职业学校6所，县立职业学校2所。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使农村学生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陕西省“曾于廿二年度开始之时，豁免省立中小学学生学杂费，并奖励清寒学生”[4]，这一点在当时来说实属难能可贵。 二、抗战期间陕西国统区教育发展概况 对于陕西地方而言，抗日战争时期陕西主要存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民众自发组织教育这3种教育形式。3种教育形式同时存在，相互补充，共同推进陕西国统区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 (一)学校教育 初等教育也即小学教育，是扫盲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1927年，陕西省政府就已经制定了施行强迫义务教育的相关规定，要求适龄儿童均须接受初等教育。但就实际而言，困于政局、经济等条件并未能够真正施行。然而，自1935年8月真正开始推行义务教育后，陕西全省共有10 023所，学生就有36万余人，教职员工16 874人，投入经费款1 926 300余元，以后逐年扩展，到了1937年，达到12 105所，学生532 539余名，教职员工18 873人，投入经费款2 628 178元[4]。从中不难看出，自推行强迫义务教育以来，陕西小学学生入学数量大幅度增加，增长近32%，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学生数量，教职员工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教育经费支出也增长了近27%。1943年，时任教育司司长的顾树森所做的《关于三十二年度实施国民教育工作总检讨呈稿》中提到：“三十二年度后方各省市实施国民教育者，共有十九省市。……已达一保一校者，有湖南、河南、广西、四川、陕西五省。”由此可见，就当时而言，在陕西省小学教育中，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显著提升，尤其是在扫盲方面收效显著。 课程学科内容设置上，主要有公民训练、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劳作、美术、体育、音乐等课程。教学方法上，部分学校受到西方教学方法的影响，继承和发展了“启发式教学”的模式。教育内容上，以“三民主义”为基本内容，实行党化教育，要求学生做到“整洁、秩序、诚实、互助、勇敢、健康、公德、节约、爱国、敏捷、劳动、勤勉、合作、生产、仁爱、雪耻、谦和、负责”[3]85，106。教材选择上，注重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编辑出版的教科书和陕西自编的教科书相结合。统一编写的教科书主要由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出版，如商务印书馆的《开明国语课本》《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世界书局出版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等，这些教材的编纂和选择，突出以儿童为中心，契合儿童的学习能力，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增长儿童的知识能力，健全思想道德水平[5]。自编教材有1935年长安县自编小学社会和自然科乡土教材等，这类自编教材在陕西各地多有使用。自编乡土教材的内容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作为国定统一教材的补充，对儿童形成爱国爱乡的观念大有裨益。 中等教育主要包括3个方面：中学教育、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抗战时期的中学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1937年陕西省共有55所中等学校，共招收11 623名学生，而到了1940年，陕西省发展到105所中等学校，招收30 773名学生[6]。 课程设置上，1935年，教育部颁布《修正中学规程》，其中用专门用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规定中学教育的主要课程，课程涉及公民、国文、算学、英语、物理、化学、动物、植物、历史、地理、卫生、童子军、军训、伦理、体育、劳作、图画、音乐等10多个方面。1937年，陕西省结合战时实际，编纂制定了《陕西省中等学校战时教育实施纲要》，其中指出：“为适应抗战之需要，现有课程内容，应尽量与抗战发生关系，每周授课时间，得酌情减少，使学生有参加后方服务之机会”，“抗战时期教育目标，应侧重意识训练，生活训练，技术训练，以养成学生认识国家民族的危机。觉悟自身所负的责任，提高文化水准，努力保护民族的生存，国家的独立。”[3]169教育内容上，1937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纲要指令，要求学生必须信仰和服从领袖，维护国民政府的统治。教材选择上，根据1934年陕西省教育厅的《省垣各中学学校视察报告》中所描述可以得知，西安高级中学主要使用的教材为：国文是世界书局出版的《高中国文》；英文为中华书局出版的《简明英文法》、世界书局的《英语标准读本》和商务印书馆的《实验高级英文法》等。 师范教育方面，陕西师范教育在民国时期快速兴起与发展。陕西近代的师范教育发轫于陕西第一师范学堂。进入民国后，为了培养学生的需要，师范教育的规模不断发展扩大。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根据1938年5月7日颁布的《确定师范教育设施方案》规定，“二十七年度应即划定师范区，每区至少设师范学校或乡村师范学校一所”，其中汉中区6所：省立的有汉中师范、汉中女师、兴安师范和西安师范，县立的有西乡师范、汉阴师范；关中区有5所：省立的有鄠县师范、同州师范、凤翔师范和邠州师范，县立的有渭南师范；陕北区有3所：富延师范、绥德师范和榆林师范[3]19。 课程设置上，除了教授正常的公民、国文、算学、地理、历史、卫生、化学、物理、美术及音乐课程之外[7]75-76，还开设了普通心理学、黑板写法、教育史、教育制度、学校管理、教授实习等课程。教育内容上，陕西省师范院校贯彻“三民主义”指导思想，开设党义、公民课程，宣传“四维”、“八德”，即强调培养学生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仁爱之本，和平为处事之本，勤俭为持家之本，节约为治事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服务为责任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的思想，这些思想无论就当时而言，还是对现在的师范教育，都是值得提倡的。 职业教育方面，陕西省始终将职业教育置于较高地位，因为职业教育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可以培养大批的技术人才，从而适应国家和地方的生产需要，而不仅仅是在于为个人谋取生计。据统计，1941年，陕西国统区职业教育学校共有29所，其中初高合办的有10所，高级职业学校12所，初级职业学校7所；在校学生共计5 514人，其中高级职业学校3 108人，初级职业学校2 406人[8]1446，1450。 抗战爆发以来，在学校建设方面，国民政府做出关于“川、康、陕、甘、宁、青、滇、黔、桂九省，为大后方一切资源之所出，职业教育之推进，急不容缓”[8]1024的决定，陕西作为抗日期间的“大后方”之一，也适时提出了要大力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方针政策，以保障前线战争的顺利进行。例如，柞水县立初级染织科职业学校(1941年)、陕西省大荔农业职业学校(1943年)、陕西省立南郑工业职业学校(1943年)、陕西省立医学专科学校附属高级医师职业学校(1943年)、城固县立职业学校(1944年)、陕西省咸阳高级工业职业学校(1945年)等。培养目标上，职业教育应培养学生从事某种特定生产劳动所需的知识技能。所以，各个学校在培养目标上也各有不同。例如，陕西省立西安初级农业职业学校所倡导的培养目标是：锻炼健全体魄，养成农民身手；保持乡村淳朴，注重公民训练；陶冶道德品格，养成勤劳习惯；鼓铸革命精神，充实职业知能；启发创业精神，启发天然美感[3]488。 抗战爆发以前，陕西省地处边陲，高等教育水平十分落后，然而在战争期间取得了较大的发展。随着战争的爆发，东北和华北相继沦陷，在“先求安定，再求发展”的政策指导下，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10所高等学校内迁至陕西，并最终形成15所高等院校。伴随着高等院校的内迁，大批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先进的科学仪器设备和教育思想理论也接踵而至，在高等教育得以于战争中保留延续、陕西地区人才的培养、高新技术的推广利用等诸多方面具有重大意义。而其中由东北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以及山西工农专科学校，来到陕西后二迁至陕南勉县等地，带动了陕南的经济文化发展，推动了陕西国统区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1938年3月，国民党政府在陕西西安长安县王曲镇成立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为抗战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事人才。学校建立之初便认识到“本分校成立于强敌压境，国难严重之际，作育人材，建军以建国，抗战以救国，则为本分校之时代使命也。”[9]学制方面，一般为3个月左右，但会因战争的实际需要做出调整，旨在追求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适应战时需要的基层干部。在课程设置上，重视新武器使用教学、战法的培训、总结早前战争得失以外，开设政治、经济、史地、法律等课程，帮助学生提高国家观念，增进组织能力，培养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感。 (二)社会教育 与学校教育不同，社会教育不具备固定的教学场所和师资力量，也不受时间和空间、性别、文化水平等的限制。通过社会教育，民众可以增进知识、掌握技能、强健体魄，能够形成、改变人们思想和行为。抗战爆发后，社会教育对唤起民族意识、动员组织民众、参加抗战建国等，更具重要的意义。 民众补习教育早在抗战爆发前已经存在，其形式主要是由各地民众教育馆办理，国民政府对于民众补习教育尚未找到合适的推广路径。1940年颁布的《国民教育实施纲领》中，民众补习教育地位提高到与义务教育同等高度。战时民众补习教育是结合战争的需要，以扫除文盲和培养战争需要为主要目的而推行的社会教育模式。1939年4月，陕西省开始实施战时民众补习教育，拟定陕西省推行民众补习教育计划大纲，大纲要求“完全依据目前本省具体环境，发动全省各级学校、行政机关，工厂及其他团体，兼办民教。复因抗战以来，大批失学民众，多属壮丁，故又动员各县社训队，各保安团队，义壮总队，补充兵训练处，师管区后备团，后方医院等，一致为消灭文盲，设班施教。”[4]从实施情况来看，战时民众补习教育对陕西国统区民众提高识字水平、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移风易俗以及爱国主义教育等，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随着20世纪以来电影、广播等媒介的传入，教育方式出现了很大的变革。自1935年开始，陕西省奉教育部指令，开始使用无线电收音机，让教师和学生收听教育部的教育播音节目。1936年，陕西省组建了巡回施教团。施教团共计有放映机、发电机各3架，教育影片20部，奔赴各地放映[3]1215。抗战爆发后，陕西省成立电教服务处，在关中和陕南组建“电教施教区巡回施教团”，同时经费不断增加，器材也日渐充实。1941年，省教育厅又设立电化教育服务处，据统计，当年共放映电影120场，观看民众36万人次，支出经费48 730元[3]1216。电化教育的普及对陕西“人民文化程度之提高，民族意识之唤起，中央与地方消息之构通等等，贡献尤巨”[4]。 (三)民间自发组织教育 除了政府支持兴办的教育，民间也有自发形成的教育机构组织，比较重要的就是教会教育。 抗战爆发后，由于前线战事紧张，基督教教会组织纷纷迁入后方躲避战乱。迁入陕西的基督教会与陕西本地教会一道开办中小学，同时免费吸收教徒子女入学接受教育。一方面促进了基督教在陕西的传播，另一方面也推进了陕西教会教育的发展，大批陕西地区信教徒和贫困人民因此获得受教育的良机。这些学校开设的课程与普通学校基本一致，都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等，不同的是，这些教会学校还会讲授《圣经》和赞美诗等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课程。 此外，虽然自清末新式学堂就已兴起，然而私塾教育作为传统教学形式，依然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支持。 1935年7月1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要求利用暑假，集中举行塾师训练班，授以国语算术，常识等基本知识及教学方法，以及改进私塾，推进义务教育。”[10]就陕西而言，部分地区的小学教育仍是私塾教育。凤翔、扶风、武功、咸阳等地的小学教育“徒有学校之名，却仍是私塾……县府不过在形式上居于统率之地位而已。”[11] 课程设置上，私塾先生以传授学生四书五经为主，以“先生讲，学生听”为主要教学方法，丝毫不研究学生的心理和教学的技巧，培养出的学生“不读书还可以勤劳农作，为父兄帮忙，做些农村生产的工作，谁知教小孩子一上学，由‘书笼子’而变为‘书箱子’，由‘书箱子’而成为一事不能为的‘书呆子’了。”[11] 三、抗战期间陕西国统区教育发展评述 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蒋介石做出“要以革命救国的三民主义为我国教育之最高基准，实施抗战建国纲领”的指示，陕西省从地方教育实际情况和战争形势变化出发，贯彻落实战时教育法规与政策，推进抗日战争时期陕西国统区的教育发展，并为当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一)陕西国统区教育发展的意义 纵观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教育发展状况，很好地促进了科学观念、技术在民众中的传播推广，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民众自发组织的教育等多种教育形式如百花齐放，全面提高了陕西民众自身素质；“三民主义”思想在民众中进一步传播，民众在面临民族存亡关头，更具爱国的时代使命感。具体而言，又可以体现出以下进步性： 第一，协助了抗战时期的人才培养。全面抗战后，陕西省坚持“教育为国家根本事业，救国建国，其力长大于任何武器，平时为然，战时尤甚”[12]的方针，相继颁布《战时陕西学校教育工作纲要》《陕西中等学校战时教育实施办法》《陕西战时社会教育工作纲要》《陕西省各县实施战时教育办法》《非常时期宣传工作纲要》《陕西各县各级学校战时动员工作纲要》等，克服重重困难，为民众提供系统较为完备、管理较为规范的教育，向民众灌输战时知识，激发国家观念，增强抗战情结，直接或间接协助抗战。 第二，纠正了社会教育的发展方向。陕西省在战前社会教育机构数量不少，但是过去的工作偏向在城市，乡村的失学人数依然较多。此外，社会教育机构的工作也仅仅局限于为设备所在地的教育服务，没能从事推广教育活动。抗战以来，陕西省积极充实各级社会教育机构，注重发展社会教育，深入农村进行民众教育，扫除文盲，有效提高了农民知识，使其具备现代都市和农村的常识，改善家庭经济并提高社会生产力。 第三，健全了广大学生的思想意识。陕西省在1937年后，小学设立童子军，加强对学生思想、行为、政治、生活的管理，中学设立训育主任，成立童子军，设立童子军教官，对学生进行军事和思想教育。1944年颁布的《专科以上学校训育标准》中明确指出：“策励学生实践共通校训——礼义廉耻，以陶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美德，以养成诚智仁勇俱备之品格，俾能成为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之优秀国民。”[3]597 (二)陕西国统区教育发展的当代启示 面对当前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的陕西民众教育状况更具广阔而深远的启示意义。 第一，多渠道办学力量相结合。抗战时期，陕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民众自发组织教育并举，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由于战争带来的资金、师资等办学困难。现如今，政府在确保逐年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时，也可以通过鼓励引导企业、社会公益组织团体等，共同参与推进教育，从而实现多渠道兴办教育的格局。 第二，教育资源公平合理配置。抗战时期，陕西国统区各等级、种类、地域的学校同步发展，促进了教育体系的完善；而社会教育和民众自发组织教育作为对正规学校教育的补充，推动了农村地区的教育发展。当前，教育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还需要从增加农村师资力量培训、农村学校的政策扶持等多方面入手，进一步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提升民众的整体素质。

文章来源：《陕西教育(教学版)》 网址: http://www.sxjybjb.cn/qikandaodu/2020/0529/3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