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陕西教育近代化初探——以陕西大学堂为例(2)

在管理机构方面，为了更好地办理陕西大学堂，“办学初期未设专任监督，学堂设总办1人，统辖各员，主持全堂事务”[6]479，光绪三十一年，“大学堂改办为高等学堂后，取消了总办，名誉监督又不能经常到校，便以提调代行监督事务，统辖全堂所有教务，庶务，斋务工作。”[6]479但是诸事门目甚多，一个人的才力是有限，不添派人员是不足集思广益的，为此管理机构不断完善，“在监督或提调之下设3长，即教务长、斋务长、庶务长，设教务长1人，由教司兼任，主要负责管理学科课程设置、教学教法、学生学业等。庶务长，主管堂中一切庶务，庶务长下设文案官，管理一切文牍，会记官，掌管银钱出入，杂务官，管理雇佣人役，堂室器物等。斋务长，负责考察学生品行及处理学生斋舍的一切事务，斋务长下设监学官，考察学生功课学习的勤惰及学生出入起居等，检察官，检查照料学生食宿，卫生等。”[6]479

在入学资格方面，陕西大学堂作为省辖直属学堂，与初级、中级学堂不一样，其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故其所收学生也有严格的要求。资料中载有：“大学堂为全省学堂总汇之所，其学生应于各府直隶州所设中学堂内之优生挑选升入，现因各处中学堂未能尅期偏设，暂由各府厅州县按经义史学先行招考申送，以备甄录，凡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通解经史，文理明顺，身家清白，体质强健并无嗜好者即为合格。”[6]473

可见，为了办好大学堂，陕西省从年龄、生源、文理、身家、体质等诸多方面进行限制，从而评析考送学生是否合格。这只是入学的第一步，如要继续在高等学堂深造，入学之后还要从天资聪明和心术纯正两方面进行第二步的挑选，即“肄业诸生心术品行是否不逾范围，才力聪明是否可期成就，应由教习提调详加察核，于到堂三个月后告知总教习会同总办复加考核，以定去留，其天资高明而心术不正者，立时斥逐，亦有心术纯正而赋质少绌者，考核以后再留三月以观后效，加两次考核，实属不堪造就，不准再留。”[6]484

在课程设置方面，陕西省巡抚升允在开办学堂时曾以上谕为主，提出“教法自当以伦理为先，次及经猷才艺”[6]472的原则。基于此，“经总教习屠仁守拟定教规，分为四门，每门系以子目。第一门性理格致，统明伦、修身、综物、博文四类，第二门政治时务，统治纲、掌故、内政、外交四类，第三门地舆兵事，地舆考形势、习绘图、兵事以法制练，韬钤，第四门天文算术，天文精测候，审推步，算术研元化究积微”，“西学亦拟暂科四科，曰算艺科，曰质测科，曰电化科，曰文语科”[6]472。可见，在课程安排中，无论是内容还是范围都有所改变，性理格致只是其中一个子目，学生学习不再以四书五经为主，而是从时政、地理、算学、兵事等多方面仿照西方学校，从德、智、体逐步推进，促进全面发展。

三、陕西大学堂的师资力量

陕西省地处西部，学务方面与其余省份有诸多隔阂，师资合格者自然不多。因此，师资问题成为陕西办理学堂的关键所在，特别是作为省辖的陕西大学堂，上文中已从四个方面对其自身的体制改革进行阐述，但是体制改革只是学堂教育的第一步。其最终目的在于使学堂能很好地运行，入学的学生在四年的学习中能对相应的知识有所掌握，从而振兴实业，挽救国家。教习在其中起重要的桥梁作用。表1对陕西大学堂部分教习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汇总分析。

表1 陕西大学堂部分教习基本情况统计表?

表1中的八人只是曾任陕西大学堂教习人员的一部分。以此为例分析，八人中有两人是进士、两人是举人、一人是秀才、一人是廪生、一人是京师大学堂毕业、一人是日本教习。此外，八人中除了一名日本教习外，陕西省内的教习有四人，其余来自湖北、山西、浙江等外省。概括起来，陕西大学堂聘请的教习有三类：一部分是清朝的进士、举人，而且进士举人中还有三人曾赴日本留学，一部分是国内大学堂的毕业生，还有少数的外国洋教习。陕西省从三个渠道选聘师资，既能吸取省内省外乃至日本的优秀人才，又能通过教习使学生更好地汲取知识，促进陕西教育近代化。

四、陕西大学堂的学生管理

陕西大学堂设立之初的准则就是为了造就人才，振兴实业，而这一原则又是建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指导思想基础之上的，其在学生管理制度方面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文章来源：《陕西教育(教学版)》 网址: http://www.sxjybjb.cn/qikandaodu/2020/0918/6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