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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陕西教育近代化初探以陕西大学堂为例

来源:陕西教育(教学版)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25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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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中,在庚子事变的危机下,执政者以传统政治权威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变革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1],在政治、经济

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中,在庚子事变的危机下,执政者以传统政治权威合法性为基础,运用传统的官僚行政组织手段,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变革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1],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公共事业等领域都起到了早期现代化的效果,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点。在这种改革的新潮下,新政在陕西也得到了有力的推行,促进了陕西社会的近代化进程。本文以陕西大学堂为例,从其设立的原因、学制与教学、师资力量、学生管理等具体方面,来探究清末陕西新政在教育方面的成效。

一、陕西大学堂设立的原因

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认识到统治权威的丧失,其极端保守的政治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不能挽救政权、民族乃至国家,为了一改数千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的局面,决定效仿西方,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进行改革。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上谕:“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学术,历代以来学校之隆,皆以躬行道义为重。故其时体用兼备,人才众多。近日士子,或空疏无用,或浮薄不实,如欲革除此弊,自非敬教劝学,无由感发兴起。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庶几植基立本,成德达材。”[2]101

从上谕中我们不难看出,清政府已经认识到在危机面前,人才是立国之本,要讲求实学,剔除各种学术弊端,学制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关于这一点,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就曾上奏:“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材,实为图治根本。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材,洵刻不容缓矣。”[3]210而人才的培养又得益于学校,只有改变传统儒家的思维定势,改革学校教育,吸取西方的“器”,才能挽救危机。所以他又说:“臣伏惟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3]317换言之,只有探其本,广植材,才能得人行政,为此“救中国之贫弱以学堂做起最为须要”[4]150。

上谕颁布后,陕西省为了响应清政府教育体制的改革,在全省府、州、县设立诸多学堂,开办学堂教育。《秦中官报》对此这样载道:“学堂之设其旨有之,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立,必立学之教之”[5],即学堂的设立是为了培养人才、振兴实业,从而解时机之艰,为国家从传统向近代化转变奠定基础。正如刘古愚先生所言,“今日中国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强,而在我国之贫弱,亦不在我国之贫弱,而在我民之顽犷,顽则无礼义而日未时势,犷则逞蛮野而触祸饥”[4]150。再加上陕西地处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远落后于东南各省。基于此,陕西省对创办学堂极为重视。

二、陕西大学堂的学制与教学

“光绪二十八年,巡抚升允创立大学堂。三十一年,巡抚夏时遵章改为高等学堂”[2]107。设立之初,陕西大学堂的学制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至光绪三十一年编订的《高等学堂更订章程》才明确规定:“补习普通科学一年,正科三年,四年毕业。”[6]477作为高等学堂,四年的学制,亦欲达到培养人才、振兴实业的预期,因而其教育体制就必然会随之做出相应的改革。下面从教学宗旨、管理机构、入学资格、课程设置等方面对其教学进行阐述。

在教学宗旨方面,上文的上谕中提及要以四书五经为主,以西学艺学为辅。陕西省遵奉章程,其在教学章程中亦指出“诸生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必明体乃有益于身心,必达用乃有裨于家国,绩学尚已,敦品尤先,若不知砥行饬躬尊君亲上为何事,即智慧日启,学业日精,流弊将不可问甚,有摭拾狂瞽谬说谓人人有自主之权,驯至诋訾圣贤,畔道离经,王化涵儒,奚容有此郊遂之设,正为斯人杜渐防微,当以此为开宗明义。”[6]473虽然此宗旨并没有脱离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但是对于清政府而言,其能为了时局危机,向西方学习,进行制度方面的创新,慢慢从极端保守的君主专制向开明专制转变已经是进步了,更何况如果大幅度地快速移植被认为良好的西方教育制度,反而会使新政遭遇激进的制度主义。

文章来源:《陕西教育(教学版)》 网址: http://www.sxjybjb.cn/qikandaodu/2021/0225/8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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