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纪检监察制度的嬗变与启(3)

相应的，陕西省立足权力运行、重点领域、社会关切和业务工作四方面强化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创新力度。以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和制度落实保障机制为重点，陕西于2008年开始连续四年在全省开展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调研年”“创新年”“执行落实年”和“深化提升年”活动，集中创建出反腐倡廉14项制度，并上升为防治腐败“制度群”。即，在权力运行与制约层面，推行了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党政主要领导向纪委全委会述廉制度、廉政风险防控制度；在监督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层面，推行了电子化政府采购制度、乡镇公务接待“廉政灶”制度和向重大建设项目派出监督检查组制度；在解决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层面，推出了纪检监察领导干部挂牌群众点名接访制度、基层医疗机构药品“三统一”制度、信访听证终结制度和基层便民服务制度；在纪检监察工作急需层面，实施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报告制度、领导干部任前廉政法规考试制度、乡镇办案协作区制度和查办案件考评办法。同时，通过加强组织领导、专门建立健全制度教育机制、监督检查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推进制度有效落实。可以总结，陕西省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与创新，在总体思路上，注重解决全局性、普遍性、社会高度关注和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在创新内容上，围绕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等方面加大制度建设力度；在具体实践中，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坚持先行试点、逐步完善。

这一阶段，陕西纪检监察制度主要着力于创新制度建设以完善惩防腐败体系和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在思维方式上，制度建设更加体现“以人为本”，注重系统性、配套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体现出既要“全面”又要“重点”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在实践上，构成了独具陕西特色的防治腐败“制度群”和惩防体系。

第四阶段：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动力，构建“三项机制”（2012年11月—2017年9月）

在新历史起点上，我国改革开放步入攻坚区和深水区，面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首次提出要“健全权力监督体系”，在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和协调上更加细化和严格。尤其在决策层面要求“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在执行层面要求“健全质询、问责、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7]，体现出对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的监督重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部署的同时，也深刻指出同步革新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的迫切性。习近平也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实干派，坚决反对“懒政、怠政、不作为”现象，并提出“三个区分开来”①“三个区分开来”：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1月18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提出：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清晰划分了容错机制的适用范围，列出了可包容纠正和必须接受处罚的错误和失误清单。为此，破除体制壁垒、创新激励机制以调动领导干部敢作为、勇担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为关键之举。

2015年2月13日至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视察工作，针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五个扎实”②“五个扎实”：扎实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扎实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扎实加强文化建设、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扎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陕西为落实“追赶超越”定位和“五个扎实”要求，建立一种全新动力生成机制，树起能者上、庸者让、干者容、劣者汰的鲜明导向，激励和鞭策干部积极作为，于2016年4月开始探索建立“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6月13日印发《陕西省党政干部鼓励激励办法（试行）》《陕西省党政干部容错纠错办法（试行）》《陕西省推进省管党政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办法（试行）》。其中，“鼓励激励”机制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监测考评、贫困县扶贫绩效考核结果为主要依据，充分运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平时考核、综合研判等结果，制定出评优评先、考核奖励、选拔重用三种形式。“容错纠错”机制细化了先行先试出现探索性失误或未达到预期效果等11类可采取容错的类型以及澄清保护机制。“能上能下”机制明确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等五种领导干部下的调整方式，并规定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监测考评、扶贫绩效考核等七方面考核结果为干部调整依据，并详细列出相应调整情形。为确保“三项机制”落地生根，陕西于2017年1月印发了《贯彻落实“三项机制”细化配套措施》以确保操作性和执行力。

文章来源：《陕西教育(教学版)》 网址: http://www.sxjybjb.cn/qikandaodu/2020/0821/561.html